从本案浅析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庭  张伟民

[问题提示]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采信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还是采信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

[要点提示]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结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实践中我国现行证明标准采信的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案件索引]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0)顺法刑重字第5号

[案情简介]

    被告人唐某(非法营运出租车司机)

    2009年7月6日20时许,鲁某(绰号“波娃”,另案处理)伙同十多名男子(均另案处理)去到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某美发中心”,强行将在该处工作的被害人郭某和喻某上一辆白色面包车带走。21时许,鲁某通过一名叫陈某的男子转告该美发中心的老板何某,要求给人民币2万元才放人,如果不答应就杀人灭口。后鲁某又改变主意让郭某和喻某分乘两辆车,其中被害人郭某被鲁某带上了被告人唐某驾驶的小轿车上,因之前鲁某与唐某存在一种长期的非固定租赁车辆关系,二人关系较熟,在鲁某的要求下唐某将自己的一张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借给了鲁某。2009年7月7日零时许,鲁某通过陈某转告何某先存人民币1万元,分两次放人,并提供了唐某的农行账号。当日凌晨2时许,何某将人民币1万元存进了唐某的账户,鲁某和唐某于当日凌晨分两次将人民币共9900元取出(除去手续费100元),随后鲁某叫唐某将其送至珠海。加上之前鲁某欠唐某500元的租车费,鲁某共付被告人唐某租车费人民币1200元。7月7日凌晨3时许,被害人郭某回到“美发中心”,喻某则于当日凌晨1时许回到“美发中心”。

被告人唐某辩解称,其当晚只是搭载客人,没有绑架被害人,也不知道其他人绑架了被害人,其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唐某的辩护人辩护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犯绑架罪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被告人唐某没有与鲁某等人有犯罪前的同谋,其没有犯罪的故意; 2、被告人唐某客观上没有与鲁某参与绑架被害人的行为;3、被告人唐某收取的费用是车费,不是赃款。

[案件审判]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是否能推断出唐某知道鲁某等人在绑架勒索他人而共同参与绑架的唯一结论值得商榷,不能排除唐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出租车营运的可能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犯绑架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唐某有罪,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合议庭将该案件存在的问题与公诉机关多次沟通,公诉机关最后将案件撤回。

[案件评析]

国内外关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一种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

一、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英美法系对刑事案件证明要求的最低限度是控诉一方必须将所指控的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何谓排除合理怀疑?塞西尔·特纳指出:“所谓合理怀疑就是陪审员对控告的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对有罪判决的可靠性没有把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因为控诉一方只证明一种有罪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证实到道德确信的程度——能够使人信服,具有充分理由可以作出判断的程度。”

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指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智慧,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经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一标准在实践中有时难以操作。因此,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对此作出了细化:一是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都要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得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是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已经采信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依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案中,如要证实被告人唐某犯绑架罪,证据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 被害人郭某在报案陈述中推断被告人唐某应当知道鲁某等人在绑架她,但从现有的证据可知,被害人何某陈述,鲁某在电话里称“如果你不给钱,我就把两个女孩子杀了”,而被害人郭某陈述,鲁某在电话里称“如果收到钱就马上放人,不会伤人”。从上述何、郭二人不一致的陈述,以及鲁某等人将被害人郭某带上被告人唐某的出租车时,没有捆绑被害人郭某,没有使用明显的暴力手段,只是鲁某推了被害人郭某一下,被害人郭某亦没有反抗和呼救。鲁某等人在出租车上没有打骂被害人郭某,被害人郭某也没有异常反应的事实,不足以推断出被告人唐某应当知道鲁某绑架或者非法拘禁在出租车里的被害人郭某。因此,本案缺乏证据证明被告人唐某与鲁某等人之间曾有共谋绑架被害人郭某或者被告人唐某明知鲁某等人绑架被害人郭某仍提供帮助的犯罪故意。

二、被告人唐某驾驶出租车按照鲁某的指示四处行驶,以及借卡、取款的行为,有三种可能性:1.被告人唐某事前与鲁某有预谋,被告人唐某按事前商量的计划实施犯罪行为;2.被告人唐某与鲁某没有预谋,但被告人唐某在搭乘鲁某等人的过程中,明知鲁某等人绑架或者拘禁被害人郭某,仍然协助鲁某犯罪;3.被告人唐某不知道鲁某正在实施犯罪行为,被告人唐某只是提供正常的营运服务。鉴于被告人唐某是出租车司机的特殊身份,且之前曾搭载过鲁某,被告人唐某应鲁某的要求按指示路线行驶以及借卡、取款的行为,从出租车司机方便客人的角度看,被告人唐某的行为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被告人唐某如果事前与鲁某等人预谋实施绑架勒索他人,亦不会使用真实的车辆号牌及银行卡实施上述的犯罪行为。我们无法通过证据来排除第3种可能性,也就是本案的证据并不能排除其他合理的怀疑,所以无法对唐某予以定罪。

公诉机关将案件撤回,笔者认为,这一决定认证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